近日，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贵阳举办“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的开发与研究的思考”的专题讲座，引发相关领域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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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与贵州有着深刻关联的钱理群先生通过两小时的讲座和现场互动，讲述了贵州地方文化在开发研究上的发展，以及巨变的时代中，地方文化研究的特质、意义和价值。他认为，在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现有基础上“再出发”，最重要的就是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贵州学”，即“黔学”。

讲座由贵商总会、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主办，文化学者、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顾久主持。来自贵州文化界、新闻界、高校和企业界代表300多人现场聆听了讲座。

贵州与北大，两个精神基地

1960-1978，钱理群在贵州18年，正是他从21岁到39岁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那是段生活上艰辛然而精神上富足的时光，他在2004年一次题为《“报春晖”的意义》的公开发言中说：“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贵州这块土地和贵州老百姓，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也和他们一起共同经受了生命的磨难，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这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次讲座作为“天下贵州人大讲堂”系列之一，84岁高龄的钱理群继续以对贵州的深情表白开场。他说：“我大概也是个‘天下贵州人’，虽不出生于贵州，却与贵州有深远的血缘般的关系。1960 年 21 岁的我，大学毕业从北京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 18 年；1978 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以后又留校任教，但始终与贵州、安顺保持密切联系。用我的话说，贵州与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

此次回贵州，钱老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安顺市政府主持的安顺文化研究最新成果《安顺文库》首发式。在本次讲座中，他便也对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作了一次全面回顾与总结，并以安顺为例，对贵州的地方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最开始是“被描写”阶段，长期被遮蔽、被忽略和曲解，于是，就有了外界对贵州所谓“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等等的偏见。漫长的“被描写”之后，贵州开始进入“自己描写自己”的阶段，《贵州读本》的编写，是重要标志之一。最终走向全国。

2002年，从北大退休的钱理群回到贵州，和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安顺朋友集体编写《贵州读本》。他们第一次提出，要摆脱“被描写”的状态，“自己描写自己”，“黔人与黔友一起真诚、真实地研究和书写贵州文化”，重新“发现贵州”。2005年贵阳学者何光渝正式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引发热烈的讨论。

《安顺城记》，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光时刻”

让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得以在全国层面引发关注的，是由钱理群、戴明贤、顾久、袁本良任主编，杜应国为总纂，耗时8年并于2020年出版的《安顺城记》。该书聚合安顺、贵阳两地的本土作者——涵盖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六代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以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编撰了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2021年4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的“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与青年新锐研究者以《安顺城记》为例，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

与会专家把《安顺城记》定位为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它“恢复了学科化以后的历史叙事中长久消失了的‘人’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一种“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则从《史记》研究的专业角度，肯定《安顺城记》是第一部“运用司马迁首创的‘纪传通史体’编撰的地方志”，又“没有亦步亦趋地仿《史记》体，而有变通和创新”。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带来了海外观察的视角，在他看来，《安顺城记》的价值更在于“书写者、编者所自觉或不自觉透露的精神面貌和思维轨迹”，“字里行间”另有“来自情感，更来自思想”的“动人之处”。

讲到这些，钱理群感慨：“坦白地说，我在现场倾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与感慨。”贵州和安顺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由“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再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这样的历史过程的意义，令人欣慰。“应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这对于地方、地方高校、民间学者，是十分重要与及时的。”

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地方文化研究

编辑《贵州读本》一书时的21世纪初，钱理群希望通过对地方文化的研究，缓解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机。“人们对于自己生长的土地的文化，越来越无知；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成了陌生人，心理、情感上一旦疏远，就一去不返。而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国外，虽然‘生活在别处’，但由于内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却很难真正融入所在地、所在国的社会。”这种精神上的危机，正是钱理群和贵州老友们编写《贵州读本》的动因和基本思路。他们期待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关心和了解贵州这块土地，去和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的父老乡亲对话，共同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的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之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和生存之根，并认为这会为年轻人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而丰厚的底子。

2005以文化学者何光渝为代表的贵州文化界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正进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地方文化学者们对地方性和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存在更加充满担忧，因而他们研究和强调本土文化就更加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与价值，“是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文化的地方性，差异性与多元化，形成对全球一体化的一种补充与制约，以达到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

到了如今的后疫情时代，钱理群认为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新的凸显。历史大变局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追求“大变中的不变”的生命和文化永恒性的问题得以凸显，这也是《安顺城记》在全国学术界引起关注的原因之一。钱理群认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追求的三大目标：坚守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多元性；坚守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精神家园；坚守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文化、生命的永恒性，引起特殊关注，就绝非偶然。”

建构“黔学”的第一要务：挖掘地方文化史料

讲座上，针对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再出发”的问题，钱理群提出了他的思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贵州学’，即所谓‘黔学’。”

钱理群认为，挖掘地方文化史料是创建“黔学”的第一要务。正如安顺学者杜应国所说，要从两大方向入手：一是从内部深度挖掘，搜寻各种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记、日记、家谱、信函、碑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必要的口述史资料和历史遗迹；二是从外部搜寻各种外地、外省、外国人士有关贵州的文字记述”。在这方面，贵州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钱理群希望能通过各种途径，激励更多青年人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当年轻听众提到当下学术氛围太过浮躁，问钱理群该如何应对时，他开出了两个字的“药方”——“沉潜”。

讲座最后，钱理群说，后疫情时代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大变局，将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凸显，使其成为时代前沿课题；而当下中国政府倡导的乡村振兴，又为中国的地方文化研究，乡土文化建设，乡村教育，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他认为当下时代，地方文化研究和开发有广阔的空间，大有可为，“我对此充满着期待”。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视觉/曹雯

编辑/赵怡

二审/赵相康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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